David Brooks:什么是男性美德?

编者按:特朗普总统似乎最欣赏他那位四面楚歌的国防部长的一点,就是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的「战士男性气质」愿景——他试图把这套愿景强加给军队:解职合格的高阶女性军官、贬损行之已久的交战规则,甚至提议筛查官兵的睾酮水平。这一切正发生在许多美国年轻男性面临真实危机的时刻,但它们似乎并没有打动目标受众:30 岁以下的男性选民在中期选举中向民主党摆动了 40 个百分点,是本次选举中最大的人口群体漂移之一。

本期《永恒之问》(The Permanent Questions),大卫·布鲁克斯与菲尔·克雷(Phil Klay)对谈。克雷是海军陆战队老兵、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小说家,也是 21 世纪战争对美国士兵影响的长期观察者。他解释了为什么赫格塞斯版本的男子气概对男人(以及对军队)有害,为什么战争永远无法被剥离道德含义,以及为什么爱是最大的男性美德。


大卫·布鲁克斯: 眼下的美国,至少有三件大事在同时发生。第一件是男性在挣扎。大量年轻男性完全退出了劳动力大军,大量年轻男性陷入抑郁。年轻男性的自杀率远远高于女性。

这是一件事。第二件,我们还在承受二十一世纪三场可能已然失败的战争的后果: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还有眼下正在进行的伊朗战争。这意味着有许多年轻男性和女性——他们经历过那些战争、在那些战争里打过仗——如今正努力与后果共处。这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在受伤的文化。而就在这时,唐纳德·特朗普登场了。

有时候我觉得,特朗普政府是一则大型广告,兜售某种特定的男性气质。它自诩为我们文化问题的解药:只要有一群男子气十足的男人和女人味十足的女人,我们就能回到某种——照一些人的说法——更健康的两性关系。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和唐纳德·特朗普正在兜售的这套东西并不怎么感兴趣。我想要一个不同的社会理想,尤其是给男人们的。我想要一个不同于当下流行版本的男性理想。为了搞清楚我们怎样才能走向一种更健康的男性气质,我要和菲尔·克雷把这件事掰扯清楚。

菲尔是海军陆战队的伊拉克战争老兵。增兵行动期间——2007 到 2008 年——他在安巴尔省担任公共事务军官。回国之后,他成了作家。他的短篇小说集《遣返》(Redeployment)在 2014 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他最新的非虚构文集是《不确定之地》(Uncertain Ground: Citizenship in an Age of Endless, Invisible War)。他最近被选定出任 PEN America(美国笔会)的下任主席。

非常高兴欢迎菲尔·克雷来到这张桌前。

菲尔·克雷: 谢谢你邀请我来。

大卫·布鲁克斯: 男子气概正处在争议之中。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怎样才算有荣誉?在我看来,历史上有一连串的社会理想,尤其是年轻男性被期待去遵循的,被立为他们做人的标杆。你想做个年轻男人?那就学学这个人。回到古希腊,有阿喀琉斯,一个暴怒的战士。然后有伯里克利,慷慨大度之人(magnanimous man)。慷慨大度之人报效国家,但又有点清高疏离。乔治·华盛顿就是我们版本的这种人。再往后是耶稣和圣方济各,那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男性理想,讲的是悲悯与和平。还有犹太先知与智者,那更像一种智识上的理想。

到了文艺复兴,出现了廷臣。有那么一本书——我一直想写一本那样的书——卡斯蒂利奥内的《廷臣论》(Castiglione,The Book of the Courtier)。

菲尔·克雷: 我读过。挺不简单的一本书。

大卫·布鲁克斯: 教你怎么当廷臣,怎么做到优雅从容、进退得体。

菲尔·克雷: 还有 sprezzatura(不经意的从容)——你做任何事都显得毫不费力。

大卫·布鲁克斯: 对。还有骑士,像兰斯洛特那样的,那又是一种理想。然后到了十八世纪启蒙时代,有了本杰明·富兰克林那种人,研究世间万物,对什么都好奇。

然后是我的英雄,特罗洛普笔下的绅士。特罗洛普的小说总是围绕一位绅士展开:他未必出身高贵,却过着一种有德性的生活。

再往后,美国历史上有个耐人寻味的情形。十九世纪末——美国似乎每当一代打过仗的人开始离世,就会经历一次道德恐慌。南北战争那一代人在 1880 年代、1890 年代相继离世,人们便断定:「我们不够强悍了。我们正在失去我们之中最好的人。」于是他们创办橄榄球来锻炼人。而西奥多·罗斯福,作为这场男性气质复兴的一员,和他的朋友欧文·威斯特(Owen Wister)凑到一起,威斯特写出一本《弗吉尼亚人》(The Virginian),凭空造出了牛仔这个形象——沉默的强者。这是又一个版本,加里·库珀、约翰·韦恩那一型。

菲尔·克雷: 罗斯福认为,战争对美国人身份认同的塑造至关重要,对吧?我是说,他写过一本关于西部的书。你怎么把这些来自不同地区、族裔各异的人熔成一个民族?让熔炉真正把这些人熔铸为一的那把火是什么?他认为,是战争。

大卫·布鲁克斯: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威廉·詹姆斯写了《战争的道德等价物》(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我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观点就更难成立了,因为战争变得太可怕。

如果你问我,我们今天版本的男性理想是什么,我不确定我能指出一个——嗯,如今再没有什么是人人公认的——也许是唐纳德·特朗普站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顶着那只流血的耳朵。但如果我是个孩子,无论男孩女孩,我不确定我会拿什么当参照。

菲尔·克雷: 对。还有一部分问题在于,我们手里这些理想是漫画式的。赫格塞斯似乎在扮演某种男性角色,而且极其以形象为中心。他说要在觉醒文化把战士文化毁掉之后,由他把战士文化恢复起来。

让我觉得匪夷所思的是,伊朗战争打得一塌糊涂之际,赫格塞斯还抽得出时间,制作了一条制作规格极高的视频,说什么他们要给部队注射睾酮,我们要成为「高科技战争部」(“High-T Department of War”)。这跟《会饮篇》(The Symposium,柏拉图)里的那篇颂词完全是两回事:在那里,苏格拉底本身就是一种男性理想——战争是其中一部分,他是个出色的军人,但他也热爱智慧,他是一个更完整的人,更完整的男人。

我不认为只有一幅狭窄的男性气质画像是件好事,正如我不认为「好人」只该有一幅狭窄画像。我是天主教徒。我喜欢圣徒们是一群极其古怪、七嘴八舌的人这一点。他们当中好多人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点,除了对上帝的爱。但人确实需要榜样,而眼下摆上台面的这个榜样,说实话并不是哪种传统的男性气质典范,而是把各种东西拼贴起来的一幅漫画。

大卫·布鲁克斯: 那么,谈论男性理想这件事本身还有意义吗?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这样的世界——我们从前说我们已经超越了种族;我们是不是也超越了性别?我们是不是只该谈一种「人的理想」?还是说,这样想依然重要:男性大概需要一些和女性不同的榜样?

菲尔·克雷: 我认为,我们是作为身体来体验自己的。我们栖身的这具身体,就是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我们并不是碰巧附着在某块特定血肉上的抽象智能。

所以我的确认为,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思考这些问题是重要的:在这个社会里,我怎样做一个好男人?我怎样做一个好女人?只不过,答案需要是一个丰富多样的谱系,而不是几条狭窄僵死的类别。

大卫·布鲁克斯: 有些人说「我看不见种族」,也有人说「我看不见性别」,但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是坏想法。你看见一个人的时候,他的种族、他的性别就是他是谁的一部分。

菲尔·克雷: 也是社会对待他的方式的一部分。这会影响他。

大卫·布鲁克斯: 有研究表明,如果你「看不见」性别,你对这个人的看法会更趋于非人化。你没有把他当成人来看。另外我想,关于什么是荣誉,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的看法。比如,我把荣誉理解为:在风险之下采取有德性的行动,其中包括某种由担当指挥而来的自信。你是怎么想——那我们从荣誉说起吧。你怎么看?想必你在海军陆战队的时候,荣誉是个天大的事。

菲尔·克雷: 荣誉也关乎你所处的角色。它不是一个抽象范畴。如果你是海军陆战队员,就有某些特定的德性是你理应具备的。一个在身体上怯懦、但在其他方面努力展现德性与荣誉的人,完全可以活得体面。只是这样的话,你大概不该加入海军陆战队。某些角色对人有特定的要求。

如果你进入公职,你举止行事的方式,就和一个作家、一个时评人应该有的样子非常不同。如果你是统兵的将军,你谈论军中政治与政策的方式,就必须和我这个在旁边扔纸团的人截然不同。这是因为你占据的角色,把某些义务加在了你身上。

尤其在当下这个时代,某种意义上一切都被拉平了。我们并不总能留意到:各个制度有自己的伦理准则,身处其中的人要有荣誉,就必须恪守这些准则。

我认为,军队那种去政治化的职业伦理,未必与普通人对军队应该做什么、应该达成什么的看法合拍。一直有一种论调——我想尤其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将军们会拯救我们」。我对这种论调的异议是:将军们本来就不该来拯救我们。如果我们身处民主制度,却要指望将军来救我们,那我们就已经不是民主制度了。

所以,存在一种内部的职业伦理规范,它非常重要,而它的重要恰恰在于:它与更宏大的政治讨论保持距离,与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该往哪里去、我们在道德上正在作恶还是行善的总体判断保持距离。而一个人在这种意义上认清自己的义务,我认为,这正是荣誉的一部分。

大卫·布鲁克斯: 有些制度是厚制度,有些是薄制度。薄制度里,人们穿行而过,不受什么影响。而你遇到一个海军陆战队员,五分钟之内你准能知道。不知怎么话题就会聊到那里,或者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菲尔·克雷: 我们被人指责说像个教派。

大卫·布鲁克斯: 是教派式的,但教派得令人敬佩。厚制度该有的东西你们全都有。你们有一个创世起源的故事。还有你们当初创立时的那间小屋。

菲尔·克雷: 图恩酒馆(Tun Tavern)。

大卫·布鲁克斯: 对,图恩酒馆。然后是全部那部历史,还有神圣的仪式。有一句格言,「Semper Fi」(永远忠诚,陆战队格言)。你想要的东西一样不缺。还有人们要经受的种种严酷考验。

菲尔·克雷: 还有榜样,一整套供你仰望的、形形色色的榜样,对吧?受训的时候,他们会给你讲荣誉勋章获得者的事迹,讲过去那些立下功勋的陆战队员,这些人给你立下一种路标,告诉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大卫·布鲁克斯: 还有一句名言,大概出自 G.K. 切斯特顿或类似的人物:每个没服过役的男人,心里都自觉矮人一头。

菲尔·克雷: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会因为没有当过兵而看轻自己。」(“thinks meanly of himself for not having been a soldier.”)

大卫·布鲁克斯: 我懂这种感受。我 1979 年高中毕业,那时我们都在看《陆军野战医院》(M*A*S*H),军队在当时显得荒诞可笑,我从没想过要去服役。现在我为这件事后悔,说实话,我也因此对自己评价打了折扣。倒不是说我当年就能当个多好的兵。

但你会怎么描述这段经历对你的塑造?不管是候补军官学校,还是海外服役?

菲尔·克雷: 军队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你想想看,某种程度上,它是我们正在做的最实际、最直截了当的事情。

军队在真实世界里动用硬实力,可恰恰因为这样——因为利害攸关、即时、直接到了这个地步——军事训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道德塑造。

是的,军队有一套伦理准则。作为一名陆战队员,你被要求以某种方式立身处世,好让别人可以放指望在你身上。另外,某一类美国式个人主义是必须被拆掉的。被一个军士教官叫作「个人主义者」——

大卫·布鲁克斯: 这可不是好事。

菲尔·克雷: 在陆战队里,这真不是什么好事。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说过:如果现代人还会找到他的修道院,那一定是在军队里(“If modern man will find his monastery, it will be in the military”)。军队就是那种「不合时宜」的机构之一——它没有经历过那场无情的修剪,把一切看起来不能立竿见影、不算实用有用的东西统统剪掉——而它真正深切在意的,恰恰就是这种对人的塑造。

这种塑造里,有些是靠谱的,有些就难说了。我记得在候补军官学校(OCS)时上过历史课。20世纪初美国介入古巴那一段,是一位军士讲给我听的,他是这么讲的:古巴是一只雏鸟,美国是鸟妈妈,帮着它飞向自由。

大卫·布鲁克斯: 古巴人自己正是这么说的。

菲尔·克雷: 不知道耶鲁的历史教授们是不是也这么讲20世纪初美国对古巴的介入?我不太确定。

大卫·布鲁克斯: 有时我随军采访,跟陆战队、陆军、海军的士兵待在一起,总会想:六个月前,这些孩子还在7-Eleven便利店门口的停车场里晃悠。不知怎么的,他们被彻底改变了。

你会不会说,你的个人主义——我们活在一个相当个人主义的文化里——我不确定想不想用「被打掉」这个词,但总之是以某种方式被改造掉了?

菲尔·克雷: 不是「打掉」。而且我告诉你,陆战队里真有不少「有个性」的家伙。但它确实变了。

那种把自己当成可以独自改变世界的孤胆个人的自我认知——安·兰德(Ayn Rand)、约翰·高尔特(John Galt)那一套——完全用不上。一个落单的陆战队员不等于一支作战单位。在军事命令之下,落单的陆战队员执行的是「落单陆战队员预案」。

你得回到单位里,某种意义上才算有意义。这倒不是说部队里没有对单位格外宝贵的个人。我确实认为,在你如何看待自己、你如何能影响世界这件事上,有某种重要的东西发生了转变。

有意思的是,陆战队员、乃至整个老兵群体——不只是退伍后投票率更高,他们加入公民组织的频率也更高。我觉得这是某种自然而然的领悟。我们常把政治生活想成「我把我信的东西说出来」,觉得那应该是有意义的。自我表达当然意义重大,非常重要。

但作为一个作家,每当我报道那些真正在做改变工作的人,心里总有点惭愧,你知道吗?我写过阿富汗难民安置(Afghan resettlement)领域的工作者,还因此赢得不少好评。

写他们的故事很容易。而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泡在那个极其残酷、常常让人沮丧的议题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你不断遭遇人间苦难并设法让它好一点;你是那个盯着法案、盘算哪几票能争取过来的人;是盯着每个案子的处境有什么变化的人;是找杠杆点、弄清人们进来之后需要什么、该去联系哪些团体的人。

那是大量的、持续的工作,只有人们长期在组织里拧成一股绳,才做得成。

大卫·布鲁克斯: 我想谈谈这种在群体里推动改变的挣扎。在我看来,它要求你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维持一种古怪的平衡。

有一个时刻真把我惹毛了。这不是一档政治播客,但JD·万斯说过,人们不会为抽象观念而战——那是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人们只为家园而战。

多年前我读过一本南北战争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写的书,《为事业与战友》(For Cause and Comrades)。他研究了25000封南北战争士兵写回家的信。这些人不是在公开场合自夸,只是写信给配偶。「他们不是在为理想而战」这个说法,在他们看来一定荒谬透顶。

菲尔·克雷: 这话简直是疯了。你根本不必在观念层面跟它辩,直接举例子就行。

大卫·布鲁克斯: 我手头正在看其中一些信。其中一封,一位宾夕法尼亚军官写道:「尽管我对这场战争和流血杀戮厌倦至极,尽管我多想回家,回到你和孩子身边,亲爱的妻子,但每一天,我都愈发怀着近乎宗教的确信:这场战争是一场为人类福祉而进行的圣战。」(“this war is a crusade for the good of mankind”)

另一封,一位北军士兵的妻子要他回家:「你仗打得够多了。」他回信说:「如果你以一个真正女子的爱情敬重我,就不要要求我当逃兵、给我们联邦的旗帜丢脸。记住,成千上万的人曾在独立战争中奔赴战场、洒尽热血,才建立起这个政府。倘若我们不是心怀76年精神的高贵儿郎,那将是全体美国人民的耻辱。」

所以我觉得,驱动大多数人的正是这种理想主义。说到伊拉克,我猜你也会这么讲——大多数人入伍的理由很复杂,但你和其他人认为,他们是想为世界做点好事。

菲尔·克雷: 对。人参军的理由一大堆。有人是为了大学的学费补贴,为了出人头地;有人是「我真心实意相信这场战争,想在里面打」;还有些人,理由很复杂。

我认识一个人,先抗议伊拉克战争,然后参了军。他觉得自己作为美国人有一份义务,结果被派去了阿富汗——去哪儿由不得你挑。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各种因素是混在一起的,而理想主义绝对是其中之一。

如果你亲身参与过战争——那是一个国家所能做的、在道德上分量最重的事——如果你参与过杀戮,也失去过你认识的人,那么「为什么」就很要紧,要紧得很。

把道德目的、理想主义从这一切里漂洗得一干二净,我觉得相当可怕。再说一遍,我真觉得这种论调跟我们打输了这场仗是有关系的。

大卫·布鲁克斯: 我没从这个角度想过。我原以为这种论调关联的是政府里另一位人物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大约一年前对杰克·塔珀(Jake Tapper)说的话:你可以相信国际合作和那些温文尔雅的东西,但战争拼的是权力。

生活拼的也是权力。他基本是在复述——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罗奔尼撒战争里早就写下了。雅典人说:「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他的态度就是:「认了吧。」这是一种非道德的战争观,而且几乎是一种超级硬汉的姿态:看我多硬?人们给战争裹上的这层废话,我全看穿了,我直抵权力本身。

菲尔·克雷: 我觉得这是天真得难以置信的看法。我外祖父是职业外交官。他真的代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领过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当时是驻挪威大使,而那个奖争议太大,基辛格不愿亲自去领,想冲淡一下冲击——

大卫·布鲁克斯: 所以奖金进了你外祖父的腰包,是吧?

菲尔·克雷: 那倒挺好。

他的下一站是1976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前一年西贡陷落,水门事件也刚过去。美国经历了军事失败、道德危机、政治危机,一大堆事情同时在发生。

捷克斯洛伐克是个有意思的国家。它是轻武器强国,越南战争期间,越共用的轻武器大约有10%是它提供的。它有一所革命者学校,训练从各大洲来的人如何搞革命,还跟巴解组织(PLO)有联系——一大堆硬实力的名堂。

可要是你回头问:他在那里的1976到1978年间,就世界历史而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你会毫不犹豫地说,最要紧的是一群作家、知识分子和前政客发表了一份题为《七七宪章》(Charter 77)的宣言,为人权发声。

事情的由来大致是:那里开了一场会,苏联想把欧洲的最终边界敲定下来,欧洲人则要求他们接受《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Helsinki Final Act),一项关于人权的承诺。没有一个现实主义者觉得这东西有任何分量——苏联人是不会给人权的,他们只会说「行,这份文件我们签」。大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说那不过是一堆扯皮。基辛格斥之为安抚左派的甜头。可不出六个月,波兰就冒出一个记录种种侵犯行径的团体。很快,东德人就跑去找苏联要支持,因为东德人正拿着《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主张人权和其他权利。

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类似的事情上演:人们要求捷克政府兑现自己许下的承诺。那份文件的起草人之一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13年后当上了总统。绕开这一笔,你根本写不出共产主义倒台的历史。

那段时间,我外祖父见过梵蒂冈外长,对方说:「有意思的是,这一切过后,外交事务发生了巨变:习惯了在国际关系里扮演法官角色的俄国,如今站到了被告席上。」

我认为,在地缘政治里无视道德因素,是要自担风险的。要是你以为只有权力、只有硬实力才算数,那你就是个傻子。斯大林问过:「教皇有几个师?」可天主教会至今生机勃勃,比斯大林那摊事业强多了。

大卫·布鲁克斯: 我报道过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去问过当地人——美国国内当年为制裁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你觉得制裁对终结种族隔离有帮助吗?对方说:「你知道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吗?不是经济制裁,是体育制裁。我们的球队不能出去比赛,我们感到了羞耻,感到我们是活该羞耻的。」苏联也一样,那片我也报道过。

但我想问你的是——这个问题在军队里存在,做任何事也都存在。你做任何一种社会改变,驱动你的是这件事本身,也有一部分是理想。可生活就是难,我想每一场战争里的每个士兵都这么想过:*这帮蠢货仗打得这么烂,他们根本没在保我们的命。*或者你在做社会改变,照料无家可归者,而无家可归者跟所有人一样,时不时做出愚蠢的决定。

于是有输有赢,人很容易被磨垮,把理想主义丢掉,因为现实太硬,而一切都比你以为的慢得多。那么,在一种几乎量身定做、专门让你幻灭的环境里,你怎么维持理想主义?

菲尔·克雷: 这是个相当痛苦的过程。我也确实认为它是重要的一课。

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在诺贝尔演说里说:「把花瓶打碎吧,那把它重新拼合起来的爱,胜过当初欣赏它完好对称时的爱。」(“Shatter a vase, and the love that pieces it back together is greater than the love that admired its symmetry when it was whole.”)

如果你的理想经不起捶打,那它也没多少斤两。所以,锻造一种坚硬的、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这是任何想把「美国公民」这个身份当真的人的分内之事。

我热烈地爱着这个国家。这是个复杂的国家,历史复杂,它作过很多恶,此刻还在作恶;但它也做过很多好事,并且有做出极多好事的潜能。

认真对待这一切,把它想透,同时也明白: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作的恶,哪怕我并不赞同,也会映照到我身上。

大卫·布鲁克斯: 我一直钦佩希腊人——他们打了很多仗——发展出的那种悲剧感。他们写下大量悲剧,用悲剧的眼光思考:我们都有缺陷,都会干蠢事,都可能被引诱去干真正残忍的事,身边的人也会干出残忍的事。

我觉得这给了人谦卑。也给了人戒慎,因为正如修昔底德所论,在政治里,谷底之深甚于峰顶之高——也就是说,你搞砸时招致的痛苦,远大于你做对时得到的好处。

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也一直让我佩服——他本是19世纪的管风琴师,决定去做医生、去非洲服务穷人,真的下去了。他说:我们从不雇用觉得自己在做了不起之事的人。我们只雇用觉得这是一份必须完成的活儿的人——就像你不得不洗碗那样。(“We never hire anybody who thinks they’re doing something wonderful. We only hire people who think this is a job that has to be done the way you have to do the dishes.”)

我一直钦佩这一点。那种气质是一种能扛住与现实相撞的、结实的理想主义。

菲尔·克雷: 我记得跟一位资深教师聊过,她在纽约一所很难办的公立学校待了差不多30年,学生处境非常不利,校内问题一大堆。她讨厌那种电影:某个新来的年轻老师走进学校——

大卫·布鲁克斯: 对,英雄教师。

菲尔·克雷: ——然后拯救所有人。她说:「我从没拯救过谁。」她说:「我做的是开辟一个空间。把它想成我家门廊。有时候有个学生站在马路的另一头,那还不是普通的马路,是条八车道的高速公路。我能做的只是喊:到马路这边来吧。」很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话:这活儿轮不到救世主来干。

大卫·布鲁克斯: 我想稍微回到你的个人经历,因为你做过的某些决定、你如今背负的某些处境,我想问问你。

第一件事是你入伍加入海军陆战队。伊拉克战争2003年开打。

我当时是支持者,写过专栏论述这仗为什么是好主意。我亲眼见证过欧洲、苏联和南非的民主化,我心想:阿拉伯世界凭什么不能享受世界其他地方正在经历的东西?

那就是我基本的理由。

2004年4月,我写了一篇专栏,承认自己错了。这个——我是说,我没资格抱怨。就算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也够难的。我没在那边服役,什么也没做,只是写写而已。可要承认自己在一个真切有人受苦的大问题上犯了错,真的很难。那是2004年4月。

你是2005年5月入伍的,在战争的谷底加入。我想请你谈谈这个。然后你服役归来——我记得在《不确定之地》里的一篇文章里,你有一段很动人的文字:你走过阿灵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Cemetery),经过南北战争的墓群,你想:*哦,他们终结了奴隶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墓群,你想:哦,他们打败了法西斯。

可走到我们更近几年的战争那几片,问题就多了——说得客气点,很复杂。所以,第一,战争谷底时是什么驱使你入伍?第二,从一场我们打输的战争里走出来,你怎么与之共处?

菲尔·克雷: 那种感受是愤怒。看着那些墓碑时的愤怒。

大卫·布鲁克斯: 因为这个国家对待他们的方式——

菲尔·克雷: 因为浪费。

说来也怪。那时候,我大概把那些人当成我的同辈。我现在有三个孩子,所以我把他们看成孩子了。好多人那么年轻。而有些人死在一些努力之中,你知道……

我记得有个记者在阿富汗增兵行动期间跟着一支陆战队单位,那里有个陆战队员对他说:「这场仗蠢透了。那又怎样?我们国家在打。」那是一个心里想着「我们一撤——我们一撤——这地方就会回到塔利班手里」的家伙。

而他们就在那样的地面上行走,任何一天都可能踩上简易爆炸装置(IED),还在不断失去朋友。那不是那个年轻陆战队员的失败。那是一场集体的失败,是领导层的失败。

所以,是啊,一场打输的战争过后,除了悔恨,除了对它造成的浪费与苦难的愤怒,你还剩下什么?

但你问的是我为什么入伍。小时候我从没想过参军,我不是那种孩子。我想当外交官,像我外祖父那样。但我们家对服务国家这件事非常敬重。外祖父说过了。我父亲当过和平队(Peace Corps)队员——这跟陆战队不太是一回事。我母亲做了很多年国际医疗援助。我们家有五个男孩,最后三个都参了军——两个海军陆战队,一个陆军。

2001年9月我上大学。9·11发生的时候,我人在林子里。全美国都在实时把它当作一场可怕的媒体事件来经历——那些画面反复播放,你等着看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我在林子里。

然后我们碰到有人说:「有人开飞机撞了世贸中心。」我们回他:「别以为我们在林子里就糊弄得着我们。」等我出来,世界已经变了。很快我们就在阿富汗开战,再不久,我们就要朝伊拉克开战了。

于是我认定:想报效国家,就去参军。大三那年夏天——也就是2004年——我完成了训练。到毕业时,你可以接受军官任命,也可以拒绝。

我支持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其实大同小异。人道主义的开战理由把我说服了:这是个邪恶的独裁者,他在一天,苦难就继续一天,而且他死了以后也没有好选项,吧啦吧啦吧啦,对吧?所以,战争之恶要拿来跟这个政权苟延之恶放在天平上称——后者不只祸害它自己的人民,也祸害周边地区,如此等等等等。在当时,我觉得这很有说服力。

然后我们打进去了,而事情很快就变得明白:这一切根本没有想清楚。我认为——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是个相当灾难级的国防部长,对那些本可预见的问题,他从来没真正认真面对过,也没试着筹措过应对的资源。于是叛乱步步升级。

某种意义上,这反倒让我的处境容易了些,因为我入伍时,问题已经不是「我们该不该打这场仗」,而是「我们现在怎么办」。我觉得自己能让事情变好一些,或者能为让事情变好的努力出一把力。我确实觉得,我们对伊拉克有一份明确的义务:设法把暴力水平降下来。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大卫·布鲁克斯: 你当时在安巴尔省,增兵行动就发生在那里。要说那场战争里有什么算得上成功,我会说增兵行动是成功的。

菲尔·克雷: 对。所以我们离开的时候,感觉自己正在打胜仗。我们进驻的是一个非常暴力的地方,而我本人什么也没干——我是公共事务军官,是个参谋军官,这么说吧: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干着一份非常安全的差事。但那个地区的很多地方我都去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都亲眼见过。

我们刚到的时候,安巴尔省(Anbar)还是那个「丢了的省份」。负责我们基地警卫的是一支国民警卫队部队,我记得他们安排了一场视频电话会议,连回后方的家乡市政厅,跟国内的家人见面。

家人都很兴奋。我记得那个营是精心挑人来代表全营跟家乡父老说话的,所以这些人可不是什么最不着调的军士之流。可他们个个都是一句:「我们跟他们说什么?」因为这帮人熬过了整个 2006 年,他们说:「我们该编什么瞎话哄他们?因为我们没法说实话。」

然后他们开始嘀咕:「要不,回家我们再说实话?我们回家以后会说实话吗?还要多久?」

而接替他们的部队是 2007 年年中来的,那时安巴尔的暴力正在断崖式下跌,他们离开时感觉自己像摇滚明星。我离开时也觉得:我们正在赢,我们破解了密码,我们有数据科学家可以拿出来作证,我们的战略多么精妙。

我还记得 2009 年,我跟一个即将开赴阿富汗赫尔曼德省(Helmand)的陆战队员聊天,我问他:「你们打算怎么在赫尔曼德省取得成功?」他答:「靠文化上的有效性(cultural effectiveness)。」——这当然就是他们当时被教的那套。他就是个年轻孩子。而理所当然,他去的是一次非常暴力的部署。

大卫·布鲁克斯: 你从那种经历里走出来——你提到过你所感到的愤怒,我猜那不只是冲着领导层,其中还有你亲身经历过的某种幻灭。

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这种幻灭、这种苦涩——我在那场战争的老兵身上、那两场战争的老兵身上都遇到过很多——在某种程度上,正与一种更大范围的男性幻灭相互重叠。

你看看男性的那些统计数字,都不好看。我提过其中一些:自杀的年轻男性有多少,退出劳动大军的年轻男性有多少,大学毕业的年轻男性比女性少多少。

所以有一种普遍的幻灭感。从某种角度看,如果你经历过战争,那是另一种、更强烈的形态,但它同样是在跟一个辜负了你的国家较劲——这么说吧。你自己是怎么经历这一切的?你说到愤怒的时候,我猜不只针对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乔治·布什——你也常谈到整个体制,谈到如今军队与平民生活之间的脱节有多严重。

菲尔·克雷: 我觉得这里有疏离,这跟幻灭不完全是一回事。疏离是士兵与公民之间那道裂缝的一部分,人们有时能感觉到它——我认为这道裂缝很重要,每场战争之后都会出现。

而且还有对你过去那个自己的疏离,对你所来自的那个共同体的疏离。我是说,奥德修斯回到伊萨卡,看起来谁都不认得他了,唯一还记得他的只有他的狗。所以这并非现代战争独有的现象。

但幻灭,它确实来自这样的落差:有人给了你世上最有意义的东西,然后让它变得毫无意义。

大卫·布鲁克斯: 这话怎么讲?

菲尔·克雷: 我有个朋友常说——人人都想要目的感(purpose),对吧?你不只想要享乐主义式的快感状态,那不是人生。你想要一个有意义的、有目标的人生,想要一种身份认同,而海军陆战队给你的恰恰就是这个。

它给你一个身份,还给你一场据说能成就大事的战争。而当你在海外的时候,赌注就是生死。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

我有个朋友,小说家兼散文家埃利奥特·阿克曼(Elliot Ackerman),他曾在特种部队参加第二次费卢杰战役。他把战争比作「故意来一针提纯的」(freebasing on purpose)——那是目的感这种海洛因的纯品,生的、没掺一点假。你做的每个决定,都可能意味着某个人的生或死。

然后你回来了。这不只是说平民生活里每一次互动都不再承载那么重的分量——虽然这本身就是个问题。我觉得还有一种东西:有时在军队里,存在着一种对平民生活的轻蔑,那是一种危险的诱惑。

就好像你回到平民生活——如果我往你吃的每样东西上都堆一座山那么多的盐,我可以带你去世界上最好的餐厅,你尝一口还是会说:「盐不够。」可问题不在盐不够,在你的味蕾已经被搞坏了。

所以事情是这样的:好吧,平民生活真的很重要,同时它在另一些方面也真的很难。我有个朋友,他经历过的最艰难的领导力考验,是一支国民警卫队部队去阿富汗的部署被取消了。因为有一帮人的反应是:「我本来特别盼着把日常生活的所有麻烦都按下暂停键,好说一句『对不起,亲爱的,我在阿富汗呢。』」

所以就有这样的东西——你可以这样让自己跟平民生活疏离——而这种疏离会通向一种幻灭,或者让你看不见这样一个事实:你当初之所以去打仗,唯一的理由,就是一个平凡、无聊、毫不出奇的平民生活本身是美的,有无穷的价值。

我们以前在军队里常说:「美国人在逛商场,而我们在打仗。」我记得有一次在一家 buybuy BABY 母婴店里——离沃尔特·惠特曼故居不远——费劲地分辨 6M 和 3-6M 的婴儿连体衣有什么区别,心想:「哈,国家在打仗,而我在逛商场。可我的孩子总得有衣服穿啊。」

所以就有这个。然后是更大的问题:你在打仗,你在做生死攸关的决定,你认识的人死了,然后这一切失败了。所以,尽管它感觉上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事,但就你本来要为之奋斗的那个更高目的而言,这一切什么都不是。而那个更高目的,恰恰是把你送到那里的唯一理由。

大卫·布鲁克斯: 我想说的是,你曾经拥有目的感,然后它被夺走了。而我想,很多年轻人从来没有拥有过目的感。如果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你就能扛住任何挫折。可要是你不知道自己的「为什么」,那你就真的什么都抓不住了。

菲尔·克雷: 没有目的的苦难才是无法忍受的。

大卫·布鲁克斯: 58% 的大学生说,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感。

菲尔·克雷: 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我觉得有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美国向来是一项朝向未来的工程,朝向一个「更完美的联邦」(a more perfect union)。

有一个问题始终存在:把美国的各个部分加总起来,那个总和并不是美国之所是。美国之所是,是那种朝向某个目标的集体努力。而我觉得,这个理念在美国政治生活里是营养不良的。这些立国理想、这些抽象观念,如今在我们身边的存在感变弱了。在最宏观的层面上,我们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然后还有更切身的层面:在现代美国,我们个人的人生之中,个人的目的感在哪里?

大卫·布鲁克斯: 人们常说美国人的一大特点:我们格外开朗、乐观、劲头十足——如今这不再是真的了,也许是因为我们遭受的那些挫败。但我认为,那种悲观与疏离的情绪相当弥漫——

菲尔·克雷: 关于教育我再说一点。教育承受着一种毫不留情的功利压力,这当然说得通,因为外面的世界很残酷。你得找份工作,得谋生,对吧?你要上大学,就得付得起学费。如今的大学贵得离谱。

但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局面是:好吧,有这么一套多少算精英选拔的体制,你要为它付出难以置信的努力,对吧?而我们交给你的教育,却在一天天漂白人文学科——恰恰是那些追问「人生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的学科,那些试图让你对意义、目的和美保持敏感的学科。

这种割裂只会愈演愈烈。教育变得越来越功利,被压上去的担子越来越重。可到头来,恰恰是那些关于人、关于人文的学科至关重要:它给我们一个理由,让我们想要去做所有那些别的事。

大卫·布鲁克斯: 我想这正是我钦佩海军陆战队、或者士兵水兵们的原因。对如今的年轻人来说——其实不论什么年纪,我们都需要——需要你提到的那种道德严肃感:如果你在海军陆战队或者任何部队服役,而有人会送命,你就必须知道:这个人会为我冒生命危险吗?

那是正直的核心,是勇气的核心,也是荣誉的核心。如果你不把这个摆在年轻人面前——尤其是年轻男性——那就是不告诉他们:这个社会也许有一百万种毛病,但就在今天,你可以行为得光荣还是不光荣、勇敢还是不勇敢、有同情心还是冷漠。这样一来,一切皆是道德考验。

在我看来,我们在年轻男性身上看到的许多疏离,根源就在于不知道该朝哪种美德去努力,不知道哪种美德与自己的生活相关。

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跟人争。哪种美德是关键?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美德配方。我认识很多人,说勇气。如果你没有克服风险的勇气,你在人生里就不会去冒险。

你可能连约人出去约会都不敢。勇气真的很重要。我自己最偏爱的是谦逊。我认为那才是核心美德,其他一切美德都建立在它之上。对我而言,谦逊不是把自己看低,而是一种从「以他人为中心」出发的彻底的自我认知(radical self-awareness)。它是一种能力,让你走出自我,然后说:「这方面我其实挺强,但那方面我确实不行。」

这样你才准确地认识了自己:知道该在什么上下功夫,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知道该把一生献给什么。亚伯拉罕·林肯是个谦逊的人,但他也知道自己有某些方面确实非凡。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看美德——你自己人生里的美德,你在身边见到的美德,或者你在平民社会里看到被歌颂的美德。你现在也是平民社会的一员了。

菲尔·克雷: 爱。

大卫·布鲁克斯: 哦,有意思。为什么这么说?

菲尔·克雷: 因为我认为,一切正派的东西都由它而来。

大卫·布鲁克斯: 现在我意识到,我得更新我的答案了。

菲尔·克雷: 顺便说一句,我刚才提到埃利奥特·阿克曼。他跟我谈过你列为首要美德的那种勇气。埃利奥特得过银星勋章(Silver Star)和铜星勋章(Bronze Star),他干过的事够惊天动地了。他讲到第二次费卢杰战役里的一幕:一名陆战队员必须横穿一条公路,对吧?那里非常危险,因为地形开阔,到处都是暴露点,然后他中枪了。另一名陆战队员冲出去拖他,也中枪了。

这样一来,谁都能看出再去救援会发生什么。有个敌方狙击手就在那儿等着你。然后又一名陆战队员冲了出去,把那几个人拖了回来。

埃利奥特当时说:「人为什么会那么做?」因为一方面有恐惧。另一方面,才有勇气。而他说:「我从来没感受过『勇气』这种情绪。那不是一个东西。我从没有哪天觉得:今天我真勇敢。」

他说:「那人们为什么那么做?」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对吧?当你身处一支一起训练、一起经历过那些事的小单位,你会对彼此生出一种紧密的纽带和爱。对他来说,那才是恐惧的反面。

大卫·布鲁克斯: 你这么说太有意思了。你看,我脑子里又装满了研究——这可不是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有一项著名研究叫格兰特研究(Grant Study),在哈佛做的。他们选取了一批年轻男性——那个年代哈佛全是男生——然后追踪他们一生。这些哈佛低年级学生里,有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有后来执掌《华盛顿邮报》的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因为他们毕业时正赶上战争,很多人进了军队,研究者想弄清楚:哪些特质与军中晋升相关。

他们想:「是智商吗?」不是。「体力?」不是。「勇气——在他们能测量的范围内?」

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这些人军中晋升最相关的头号因素,是对母亲的爱,是家庭港湾的温暖。

菲尔·克雷: 太惊人了。

大卫·布鲁克斯: 基本上,那些从母亲身上学会了爱的人,懂得怎么把爱推及自己的弟兄。还有,你谈到我们教育体制的功利主义——在我看来,我们看轻了一件学校本该做的事:帮学生找到值得去爱的事物。

单单这一点,就能给那些漂泊无着的人一个方向——因为你知道:对,这就是我所爱的。 我不知道,这么问是不是太探人隐私、太贴近个人了——如果让你列出你自己的那份清单?

菲尔·克雷: 我爱的东西?家人。我的妻子、孩子,还有更大一圈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国家,书籍,小说,一个好句子。

我现在正在带两支球队——两支少儿联赛的足球队(Little League)。

而且我乐在其中。对。我岳母是我的助理教练。

大卫·布鲁克斯: 哦,真的?哇。

我觉得在过去 26 年里——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纪,或者说从 9·11 算起,21 世纪其实是那一天才真正开始的——我们这个国家挨了几记重击。我们变得更疏离、更幻灭。

但我确实相信,这些永恒的道理依然成立,人性没有变。去追求这类道德美德,其实就是最朴素的爱——去爱上一些事物——这会让年轻男性和年轻女性在一个更好的社会里生活,而且能走很远的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抱有希望。

菲尔·克雷: 我算是短期悲观、长期乐观吧,你知道的。我是这么说的。我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写战争,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听过我的建议。

也许我的孩子们会想明白。他们挺聪明的。

大卫·布鲁克斯: 菲尔·克雷,感谢你来到《永恒之问》(The Permanent Questions)的餐桌。

菲尔·克雷: 非常感谢。

大卫·布鲁克斯: 这次对话进行到一半时,有一个瞬间我久久难忘。我问菲尔,当他想到自己和那些跟他在伊拉克并肩作战的男兵女兵的性命是如何被对待的,他有什么感受——从他嘴里蹦出来的那个词,是愤怒。如果你听的是没有画面的音频版,你可能听到过好几段长长的沉默,那是菲尔在努力收拾自己的情绪。

他离开伊拉克已经很久了,而那些情绪显然还在表层,还生疼着,一碰就破。菲尔曾写道:当你参军入伍,那是你对国家的一次信仰之举——相信你的国家会守护你的生命、保护你,把你当作珍贵的存在来对待。

我想,对菲尔和很多人来说——那场战争的老兵、阿富汗战争的老兵,也许还有其他几场战争——这份信仰已经被辜负了,被一个没有慎重保护和照顾那些应征走上战场的男男女女的国家辜负了。你能看到,这种被背叛的愤怒在他的心里仍近在表面——我想,在很多人的心里也是。

同样让我触动的,是当我问他的核心美德是什么,他没有用苦涩来回答,没有用疏离来回答,他只说了「爱」。我把这理解为一个非常清醒务实的回应——回应的是「当你开始失去信仰时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你去找值得爱的东西,并提醒自己,尽管一切如此,你为什么仍然爱你的国家。我觉得这非常动人——那种愤怒与爱的混合。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与菲尔·克雷的对话。

《永恒之问》由《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与耶鲁大学联合制作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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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见。

关于作者

大卫·布鲁克斯

大卫·布鲁克斯 是《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著有《如何认识一个人:深度看见他人、并被深度看见的艺术》(How to Know a Person: The Art of Seeing Others Deeply and Being Deeply S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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